作為這一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，重新把「中止懷孕（墮胎）」放到象徵的層次來思考。如同Eva Pattis Zoja這位分析師指出，如果我們太僵化地看待事情，很容易落入表淺的教條主義，但如果能夠以象徵的思考模式來面對，可以避免掉進價值判斷的困境。譬如當我們把中止懷孕跟胎兒的生死綁在一起思考，卻可能錯失母親從心理死亡中重生的可能性。
落入集體無意識是危險的，當人們盲目地掉入是非對錯的內在意念或價值判斷，我們失去探索真實的能力，也失去看清現象的機會。就像是獵巫的儀式，每個人就像是扮演了正義的使者，在對他人困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又任意地評斷，反而讓中止懷孕成為不能討論的事情。除了讓當事者感到反覆自責的窒息，也失去轉化生命事件意義的能力，甚至以不同的型式自我傷害來懲罰自己。
中止懷孕以一種艱難且矛盾的型式存在。在事件發生之後，母親及父親真實地面對生理及心理上的空虛，才有機會長出親職的能力。弔詭的是，這必須要在外在困境，與內在象徵的衝突型式交錯辯證下，才可能發展出來的道德能力。換句話說，透過中止懷孕這個不得不的決定，人們才有機會接納自身的有限性，探索跟建立中止懷孕與否的生命意義，並在不確定中，承擔做決定的責任，如此才有可能成為自己心理上的母親。
時間不總是能帶來療癒，時間也不會沖淡一切，中止懷孕的心理疼痛，就如同創傷事件一樣，會反覆刺痛人的靈魂。只有當自己願意面對，才有可能在治療過程中，修復自己受傷的靈魂，從灰燼中重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