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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入集體無意識是危險的,當人們盲目地掉入是非對錯的內在意念或價值判斷,我們失去探索真實的能力,也失去看清現象的機會。就像是獵巫的儀式,每個人就像是扮演了正義的使者,在對他人困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又任意地評斷,反而讓中止懷孕成為不能討論的事情。除了讓當事者感到反覆自責的窒息,也失去轉化生命事件意義的能力,甚至以不同的型式自我傷害來懲罰自己。
中止懷孕以一種艱難且矛盾的型式存在。在事件發生之後,母親及父親真實地面對生理及心理上的空虛,才有機會長出親職的能力。弔詭的是,這必須要在外在困境,與內在象徵的衝突型式交錯辯證下,才可能發展出來的道德能力。換句話說,透過中止懷孕這個不得不的決定,人們才有機會接納自身的有限性,探索跟建立中止懷孕與否的生命意義,並在不確定中,承擔做決定的責任,如此才有可能成為自己心理上的母親。
時間不總是能帶來療癒,時間也不會沖淡一切,中止懷孕的心理疼痛,就如同創傷事件一樣,會反覆刺痛人的靈魂。只有當自己願意面對,才有可能在治療過程中,修復自己受傷的靈魂,從灰燼中重生。